这样的故事正在中国的每个角落生长。国家统计局的数字里，2025年二季度城镇调查失业率5.3%，但如果走进人才市场，会看见更多没被统计的“隐形失业者”：海归硕士在咖啡店做兼职，38岁的程序员开网约车，教培机构倒闭后转型做保险的老师……他们共同组成了一个无声的群体，在经济转型的裂缝里挣扎。
技术的刀刃正切向越来越多的职业。深圳某手机工厂的车间里，机械臂每小时能完成300次焊接，是人工的5倍，而一台机械臂的成本，相当于一个工人半年的工资。更让人不安的是，被替代的不只是流水线工人。银行的AI客服能处理80%的咨询，律师事务所用法律AI生成合同，甚至媒体编辑的稿子，也开始由大语言模型初稿、人工修改——某省级报社去年裁了三分之一的采编人员，留下的人每天要应付AI写不出的“人情稿”。有数据说，未来五年，中国将有2亿岗位面临被技术替代的风险，这其中，既包括快递分拣员、收银员，也包括初级会计师、基础设计师。
产业转身的速度，比劳动者奔跑的速度快得多。长三角的纺织厂往东南亚迁，留下一堆只会踩缝纫机的工人；东北的煤矿关停，矿工们拿着补偿金不知道该去学什么；新能源汽车卖得越火，传统4S店的维修工就越焦虑——某汽车城去年有12家维修点倒闭，老板们聚在大排档喝酒，说“现在的车都是电池和芯片，我们连电路图都看不懂”。而另一边，光伏企业招不到懂拓扑结构的工程师，芯片工厂缺会操作光刻机的技术员，这种“有人没事干，有事没人干”的错位，像一道越拉越大的鸿沟。
教育好像总慢半拍。985高校的金融专业还在教十年前的货币政策，毕业生却发现投行在招“AI量化分析师”；职业院校的护理专业课程里，老年痴呆症照护只占两节课，可市场上最缺的就是能做认知症干预的护工。去年有调查显示，60%的应届生觉得“学的用不上”，30%的职场人承认“三年没更新过技能”。当社会需要“会和机器人协作的人”，我们的学校还在培养“能把书本背熟的人”，这种脱节，正在批量制造“过剩的劳动力”。
全球的风也越来越冷。美国加息让东南亚的订单少了三成，东莞的玩具厂老板们在办公室挂着“活下去”的横幅，裁掉了一半的工人；欧洲能源危机让光伏组件出口增速放缓，某上市企业一口气砍掉了2000个生产岗位。更麻烦的是，以前靠“人口红利”赚的钱，现在越来越难赚——越南的工人月薪只要2000块，印度的程序员时薪比中国低一半，那些曾经支撑中国就业的“世界工厂”岗位，正在悄悄流走。
灵活就业成了很多人的“遮羞布”。外卖骑手注册量三年涨了150%，但平台的派单算法越来越“精明”，把配送时间压到极限，有人骑坏了三辆电动车，月收入反而从八千降到五千；网约车司机抢单越来越难，某平台的数据显示，司机日均接单量从15单降到9单，很多人每天开12小时车，扣除油费和平台抽成，到手不足两百。这些被叫做“零工经济”的工作，更像没有保障的“临时饭票”——没有社保，没有年假，出了交通事故只能自己扛。
最让人心里发沉的是，这种失业可能不是暂时的。当AI能写代码、能画画、能做简单的决策，当工厂里的“黑灯车间”不需要人，当服务业的“无人超市”越来越多，我们可能正在进入一个“劳动不再是生存必需”的时代。但问题是，社会还没准备好——没有足够的技能培训体系，没有完善的失业保障，没有新的价值分配方式。就像王建国，他想去学无人机操控，可培训费要八千，他舍不得；想摆摊卖早餐，城管抓得紧；最后只能每天去劳务市场，等一个可能永远不会来的“35岁以上”的岗位。
傍晚的劳务市场空了，王建国踩着自己的影子往家走，路过菜市场时，买了块最便宜的冻豆腐。女儿在电话里说“爸，我找了份实习，下个月能赚三千”，他嗯了一声，没说自己今天又没找到活。路灯亮起来，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，像这个时代里，无数个正在被拉长的迷茫。
或许未来，我们要习惯的不只是“失业的人越来越多”，更是“工作”这个概念本身的改变。只是现在，还有太多人困在旧时代的惯性里，不知道该往哪里走。
